在抗击新冠病毒中，中医和西医并肩战“疫”，形成了中国的诊疗方案。但与此同时，中医参与治疗和治疗的效果也受到国内外一些媒体的质疑，相关讨论一直存在。回望历史，在大洋彼岸的秘鲁，当流行病爆发时，中医曾有比较重要的地位，但在反华语境下，命运坎坷。

中医在秘鲁约有170年的历史。1849年多明戈·埃利亚斯（DomingoElias）和胡安·罗德里格斯（Juan Rodríguez）引进了75名契约华工，这标志着秘鲁华人移民史的开端。在20世纪中叶以前，按照移民的职业特征，移民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，一是苦力移民阶段，二是商人移民阶段。在第一阶段，签订契约的苦力华工被政府分散到沿海的棉花和蔗糖种植园，布满鸟粪的钦查群岛和险峻的安第斯山脉。他们从事农业种植，鸟粪开采和铁路修建，为秘鲁的现代化进程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研究华人华工的秘鲁权威学者温贝托·罗德里格斯（HumbertoRodríguez）做出了这样的评价：“我们可以确信的是，19世纪后半叶如果没有这些苦力，秘鲁积累国家财富的这段历史将会被改写。”华人不仅在经济领域做出了贡献，而且在维护秘鲁民众健康，抗击流行病方面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。其中，中医的作用不容忽视。

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，流行病一直在影响而且塑造着秘鲁的历史。中医甚至是整个华人群体的命运都交织在这些疫病之中。与中医发展密切相关的两场流行病分别是1868年黄热病和1903-1930年的腺鼠疫。

1868年黄热病侵袭秘鲁。据统计，被感染人数达到1万人，被感染者占到全国将近10%的人口。死亡率较高，此次流行病造成至少4千人死亡。严重的疫情挑战了并不完善的秘鲁医学体系。秘鲁西医的治疗效果并不明显，不断上升的死亡人数导致恐慌情绪蔓延，普通大众对西医逐渐丧失信任。此时，中医凭借丰富的经验，满足了特殊时期秘鲁患者对医疗的迫切需求。“在治疗黄热病时，这些来自‘清廷的希波克拉底’（CelestesHipócrates）使用针来进行治疗，中医的疗效高出西医很多。”诊脉和针灸被视为东方的“治疗艺术”，当地人感到惊异的同时，也看到了中医的治疗效果。媒体不断报道中医治愈患者，甚至复活死者，这让起死回生的“医圣”形象逐渐在秘鲁民间树立起来，中药店不断吸引着不同国籍的人。中医开始走出华人社区，逐渐在秘鲁民间站稳脚跟。

但是在19世纪，中医甚至是整个华人群体的生存环境是脆弱的。华人移民到秘鲁之初，就遭到了社会的排斥。最初，秘鲁将移民人选锁定在欧洲人身上。但当时秘鲁战争频仍，政治混乱，对欧洲人没有吸引力，政府这才将目光投向亚洲。华人被社会排斥与秘鲁构建民族性的问题有关。秘鲁在构建民族性时，没有把所有的族群纳入进来，造成秘鲁民族性的狭隘和不完整。多数族裔印第安人在国民性上没有得到重视，甚至一直处在缺席的状态，这导致西班牙文化与印第安文化一直是相互对立的。同时，秘鲁在构建国家认同时，没有致力于弥合各个族群之间的差异性，其他族群的命运与印第安人是相似的，他们被污名化，如“黑人、桑博人（zambos）和乔洛（cholos）人的形象是休闲、放荡、愚蠢和滥交的，仿佛这是他们的自然特征，”华人当然也不例外。

从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，秘鲁社会一直是排华的。19世纪反华话语主要围绕中国移民的身体和道德展开，秘鲁的精英群体对中国移民进行抨击。以克莱门特·帕尔马（ClementePalma）为例，在19世纪，他是秘鲁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，也是反华的秘鲁精英群体的代表。当他从拉丁美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——国立圣马斯科大学毕业时，他在毕业论文中这样贬斥华人，“古老劣势的种族停滞不前……血液中流淌着疾病：组织病、麻风病和象皮病。”吸食鸦片成为华人族群道德堕落的主要表现，秘鲁精英对此进行抨击，将唐人街视为“罪恶之地”。

在这样的反华氛围下，在黄热病的治疗中逐渐积累起声誉的中医也遭到西医的敌视。西医称，中医不具备大学教育背景，没有行医和制药的资格。在他们的眼中，中医是“庸医”，甚至是欺骗无知群众信任的“江湖骗子”。秘鲁西医强调中医的非专业性，宣称中医是在欺诈民众，以此来稳固他们在健康领域的地位。为此，从黄热病爆发开始，西医就一直主张政府关闭中草药店。他们向政府提出，秘鲁医疗领域亟需改革这两点：一是由没有大学毕业证书的人建立的药房；二是未经官方许可的秘密药方的自由销售。

政府并没有满足西医的需求。而是制定了政策，为中医提供一定的保护，让中药店的经营有了合法的地位。1879年最高法院宣布，允许中草药店自由经营，出售亚洲草药。政府模糊中医的职业，将其定义为一种商业行为，而不是医疗实践。这一行为的背后主要是受到了利润的驱动。中药店支付了5至10索尔开放专利（Patentesde Apertura），金额高于其他企业如纸浆厂，仅支付3到6索尔。草药业务不仅意味着市政收入，国家通过对中医药材的进口收取关税，也从中获取了利润。这样，政府出于现实的考量，让亚洲草药出售走向了自由化及合法化。秘鲁政府制定政策时，考虑到财政方面的需求，这是一种现实的选择。同时，这也意味着当排华情绪高涨时，政府的政策将会出现反弹。

在官方的保护下，中医能够专注经营，不必集中应对来自西医的排挤和敌视。随着移民新时代的到来，中医在19世纪末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。1874年，中国和秘鲁签订《中秘友好通商航海条约》，商人移民取代了苦力移民。新的一批中医跟随商人来到秘鲁，其中就包括1899年抵达利马的名医潘侣安。在潘侣安祖孙三代的努力下，潘氏（Pun）成为秘鲁名副其实的中医世家。

潘侣安见证了中医在秘鲁的繁荣。潘侣安等中医和他们经营的中草药店主要聚集在唐人街。在秘鲁，唐人街主要指首都利马中央市场的两条街道：卡蓬街和奥太沙巷，这是华人的主要活动区域。无论是摆脱契约的苦力华工，还是刚到秘鲁的小商小贩，甚至是来自香港和加利福尼亚商号分号的资金雄厚的大商人，都会选择聚集在这片区域，从事商业和服务业。中医也选择将中草药店开设在此地。20世纪初，在首都的42家药店中，有18家是中药店。在秘鲁最重要的港口城市卡亚俄，中草药店同样开在大街小巷。这两个城市中众多的中药店是中医繁荣的见证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唐人街在这一时期是肮脏和滞后的代名词，而中医的存在，为普通群众提供了平价有效的治疗选择，这让唐人街具有了另一个形象：“卫生飞地”，这说明中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唐人街甚至是整个移民群体的形象。

中医在19世纪积累了声誉，加上政府政策的保护，经历了繁荣发展期。但到了20世纪，却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。探究其中的原因，要从腺鼠疫的爆发开始说起。人类的发展与疾病相伴，世界文明的发展史也是世界瘟疫史。历史上，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鼠疫大流行。首次大流行发生在公元6世纪，死亡总数近一亿人。第二次大流行发生在公元14世纪，持续了近300年，在这次鼠疫中，欧洲死亡人数占到当时人口的四分之一。香港鼠疫是第三次鼠疫大流行（1894-1950）的开端，影响了世界几乎所有的主要港口，秘鲁是受到影响的国家之一。1903年5月，鼠疫从秘鲁沿海港口的卡亚俄和皮斯科开始流行，到1930年整个秘鲁已经出现2万到4万病例。

“每一种流行病暴露了社会的断层，也暴露了秘鲁社会的种族主义。”20世纪，排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。排华的群体规模扩大，从精英发展到普通群众，从上层传递到下层。歧视的原因也不再仅仅围绕华人的身体和道德，经济因素逐渐起着更大的作用，普通群众尤其是工人阶层开始将华人视为抢夺工作的敌人，对中国移民充满敌意。对当地人而言，中国人的存在导致甚至加剧了生存的竞争。经济因素刺激了仇视心理，由此酝酿了1909年，1919年排华运动，这对华人移民的生存发展构成层层束缚，也深刻影响着中医在秘鲁的命运。

腺鼠疫的爆发使国家意识到城市生活的缺陷，开始干涉公共卫生领域。政府着手建立国家级的医疗机构，1903年公共卫生局成立，寻找专业的医疗解决方案。除此之外，政府还经常寻找某个群体来为疫病的爆发负责，社会上最没有话语权的人容易遭到指责。科学医学精英在建立自己的话语权的时候，将华人移民和流行病联系在一起，鼠疫被称为“亚洲祸害”（ElFlagelo Asiático）。除了把鼠疫的起源归为华人移民的责任外，秘鲁还将华侨华人聚居的唐人街视为疾病爆发区。政府最终采取了激进的措施，在1909年5月拆毁了华人在唐人街的聚居区奥太沙巷。

反华话语下中国成为疾病的爆发地，华人也成为疾病的携带者。不论是积累了声誉的中医，还是相应中草药店的经营皆受到影响。以潘侣安为例，他因治疗疫病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。秘鲁爆发流感时，潘侣安的治疗拯救了许多人的性命，痊愈的患者在秘鲁的著名报纸《商报》上刊登了对他的感谢信。但在反华情绪下，最著名的中医也难逃这种影响。1926年，一名当地女子对潘侣安提出投诉，她声称在中药店做出纳，遭到解雇。潘则解释，该员工离职是其自身的原因，她不愿意为中国人工作，因为中国人是被看不起的。在这种劳动纠纷中，普通群众敌视华人。尽管中医积累了声誉，但这时，中医无法再依靠群众获得发展。

医药当局代表对中医一直以来的敌意更是加剧了中医的生存困境，最终以中医退出公共健康领域告终。1930年，这一精英群体推动政府颁布法令，禁止中草药的进口和中草药店的经营。同年，政府全面禁止了华人移民。中医的遭遇是身越重洋的众多移民的一个缩影，透过他们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华人群体的艰难处境。

中医作为一种有效的治疗选择，在19世纪流行病爆发期间，填补了秘鲁卫生健康领域的空缺，因其治疗效果显著，赢得了当地普通群众的赞誉，逐渐扎根于秘鲁。但随着反华话语走向激进，反华达到高潮。中医在这种大背景下，失去了普通民众的支持。另外，其合法性一直受到掌握卫生和健康话语的医学院精英的敌视。最终导致秘鲁政府禁止中药进口，中医退出了公共健康领域。中医在整个排华氛围中，无法走到健康领域的核心地带，也无法继续发挥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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